| 摘要 |
1895 年（明治28 年）4 月清國依照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予日本。當時，登陸澎湖群島及台灣島的日本軍翻譯官無法以官話（Mandarin）溝通，因此即時製作日語和台灣福佬話的對譯教材。為了與當地人溝通，當年6月至12月之間陸續出版《新領地臺灣島》〈日用臺灣土語〉、《臺灣日用土語集（臺灣語集）》、《臺灣言語集》、《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内》、《臺灣會話編》、《臺灣土語》、《臺灣語》等簡便的教材。本論文旨欲探討日人第一次接觸台灣福佬話時，如何習得對方語言並且進行溝通，這個問題至目前為止仍尚待釐清。雖然幾項先行研究中，已對此議題提出初步的答案，包括筆談或使用媒介語言蒐集單字及短句，且編纂對譯教材。然而，在筆者調查的教材中，仍然存在不符前述假設的情形。例如《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内》、《新領地臺灣島》〈日用臺灣土語〉裡，都發現有不使用媒介語言記錄台灣福佬話的案例。由此，本論文欲以維高斯基（Vygotsky）的語言習得、發展理論做為對照，探討人類在社會中獲得語言的方式，再者，如何從「外言」獲得「內言」，「內言」再連結到思考。這個觀點儘管是講述習得第一語言時的過程，卻暗示社會、語言的差異，如何影響到思考的過程。因此在分析最初期教材中的誤用時，甚有裨益。本文透過分析當初日人蒐集辭彙的方式、對譯、假名表記的方式，對照教材製作者的背景加以探討，並討論先行研究之成果，以期能逐步釐清日人首次接觸台灣福佬話時的相關認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