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台灣學術界研究戰後原住民議題的論著，焦點與取徑通常將原住民放在一個政治、經濟與文化上處於弱勢結構的角度，強調國民黨政權透過政治、經濟與武力的優勢對台灣原住民社會進行剝削與宰制。然而，卻忽略了統治者各種的文化闡釋、表述、再現等修辭策略之「文化作用」所帶來的支配與宰制。本文首先回溯1945年終戰前後國民政府的接收計畫，在對台灣原住民認識不多的情況下，僅能以既有在中國大陸發展出的民族論論述將台灣原住民視為少數民族，定位為中華民族之下宗族的一支。1947年更進一步否定原住民菁英「台灣族」的族名倡議，以符合其民族論論述的方式命名為「山地同胞」。1949年底國民黨政權撤守台灣，原住民社會也被捲入反共、愛國、現代化的意識形態鬥爭之中，1950年起國民黨政權針對原住民展開一連串的政策與論述宣傳，從相關媒體報導與文本中可歸納出幾項特色，包括強化同源同宗的民族論述、展現差異與施政成果的論述、順民與效忠的戲碼等，而這些塑造山地從「落後到進步」、「野蠻到開化」的修辭與宣傳，不僅將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灌注到「山胞」身上，也讓國民黨政權扭轉了國共鬥爭的失敗者形象，進一步強化其現代中國的正朔形象。透過本文初步的歷史考察，約略可以拼湊出戰後國民黨「山胞論述」與政治權力技術相互輝映下所發展出的宰制關係。 |
